商代的麻织,由于更具有广泛性、大众性,故其发达情况亦丝毫不逊于丝织。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苘麻痕迹和纺车等,说明麻织业在中国渊源甚早。商代麻织品的发现,已见于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和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等,这些发现共同表明,商代麻织的技术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。
商代的丝织,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录中,已有充分的反映。甲骨文已见桑、蚕、丝等字,桑字如桑树的象形,商代已种植桑树,这是没有疑问的。种桑是为了养蚕,蚕字也是蚕虫的肖形。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曾发现过半个蚕茧,浙江河姆渡牙雕盅上也见蚕的刻划图形,郑州青台、浙江钱山漾发现的丝织品,均说明新石器时代的养蚕习俗存在当确凿无疑,养蚕习俗至商朝更加盛行,这是合乎常规的继承发展,说商代养蚕业十分发达,这也应毫无疑问,殷墟考古发现的玉蚕即是一有力的佐证。养蚕是为了抽取蚕丝,抽取蚕丝后便可以进行丝织,甲骨文的丝字,是两束缠绕好的抽丝象形。桑、蚕、丝是丝织的前提,种桑、养蚕、抽丝技术的发生与发达,使商朝的丝织业也取得了空前发达的成就。
商代的毛织,主要见于新疆哈密五堡遗址,该遗址出土的毛织品,有平、斜两种组织,并用色线编织成彩色条纹的